文/吕聪聪 陈锐

       【郭建梅校友简介】
       郭建梅，1983年毕业于4494.c威尼斯，大学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司法部、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一直致力于妇女权益保障工作。1995年9月，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女律师论坛。三个月后在4494.c威尼斯和北大法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机构－4494.c威尼斯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至今。被誉为中国专职妇女权益保护公益律师第一人。
       2005年，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同年，获得《南风窗》杂志“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并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列入2006公益维权年度人物候选榜；2006年获得中国第三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公益楷模”奖章；2007年荣获中国第四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中国法律界2007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旧金山劳动雇佣法律援助中心“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美国“重要之声”组织颁发的“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

       【编者按】
       很多人应该看过这样一个电视广告：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上，一个女律师孤身前行，她说，“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我却走了12年。”这个人就是郭建梅，从郭建梅1995年辞去公职，创办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机构－4494.c威尼斯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至今，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15年。她曾形容自己是“顶着风向上坡”，的确，作为一名公益律师，其中要担负的艰辛、焦虑甚至委屈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今天，我们有幸走近法学院79级校友郭建梅律师。

       【从法律援助到公益诉讼】
       记者：中心现在接的案子主要是哪些方面的？还是关注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吗？
       郭建梅：其实我们接案子从一开始到现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主要关注法律援助，但是后来发现法律援助的案子太多了，来上访的人太多了，从资源、人力、物力、精力各方面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两三年之后有一个转折，中心接待的案源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选择有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有倡导立法价值与意义的案子；第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案子，比如说移民工问题、打工妹问题等等。第三，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确实掏不起钱的，我们还是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情况持续了两三年，发现案子还是很多。后来我们就转型为公益诉讼，希望能从制度层面发挥一定作用，推动立法的改革和完善，推动民主法治的建设，包括人权的保障。
       记者：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下什么是公益诉讼吗？公益诉讼和一般的法律援助的区别是什么？
       郭建梅：一般的法律援助当然也是一种公益的性质，但从诉讼目的来讲，它是针对公民个人的利益而发生的诉讼。而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某个群体的公共利益而发生的诉讼，希望通过这样的诉讼进一步推动和影响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完善和改革。美国的公益法的发展是非常成熟了。第一代的公益律师就是马丁•路德•金那一代，出现了很多像布朗案件那些重大的公益案件。它之所以又叫战略性诉讼、改革性诉讼，就是因为通过案件，它能改变立法、改变政策。

       记者：在往公益诉讼调整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敏感性问题会越来越多，禁忌也会越来越多。您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郭建梅：我觉得中国的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不能碰一些过于民生、过于权利、过于民主的东西，你要碰了多的话，肯定很敏感。就像现在许志永，我认为他是北大的骄傲，他这个事情我是很遗憾的。现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城乡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你接触到的司法腐败、官僚腐败非常非常的严重。因此我觉得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除了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普通的公益法领域之外，最重要是担负两个职责：一是要引领、倡导、推动、影响、号召、呼吁更多的律师来参与公益、参与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二是要承担一个拓荒者、改革者的责任，必须有这样一批人站出来尝试着改变它。我认为在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如果有一定的策略、有一定的方式、有一定的技巧，打开政府和社会的通道，公益律师也可以做得如鱼得水。

       记者：那你们中心的运作策略是什么呢？
       郭建梅：我们在做的相当于是一个中间路线，一方面是发动政府资源，争取跨部门合作，另一方面也运用了社会上的综合手段。当然了，采用什么方式不是关键，最重要是通过第一代的公益律师的努力带动公益律师队伍的壮大。

       【中国公益律师的生存与发展】
       记者：中国从事公益律师这个行业的律师有多少？
       郭建梅：在中国，公益律师的生存和发展很难，非常艰难。从全国律师协会了解到，中国现在有13万律师，加上兼职的律师，约有14万。但是中国公益律师到底有多少，真正全职从事公益事业的律师到底有多少？寥寥无几，可能也就几十个，虽然还有一部分律师也在做公益，但不是全职的。我们中心是专职律师来做，现在有16名专职律师。

       记者：那么公益律师在中国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您认为做公益律师最难的是什么？
       郭建梅：我用几句话概括公益律师在中国的生存状态，那就是透支生命、燃烧激情、步履艰难。这里面有多重障碍，首先是公众对公益律师的态度。公众最普遍的反应是:是不是有病啊？想作秀啊？是想为了出名啊？这人是有什么目的？等等。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按说，通过了这么难考的律师资格证，又经过了系统的法学院教育，应该可以挣大钱的。所以人们不理解，就是在这，因为做公益律师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收入。

       记者：您认为可以怎么吸引更多的律师投身公益律师这项事业？
       郭建梅：中国需要社会的激励，需要国家制度给予公益律师保障。一个人要生存、要生活，肯定要物质的条件。就如何吸引律师来加入这个事业，我们中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建立网络平台、给他们很多学习、提高和办案的机会，包括出访的机会，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最有效的，唯一解决这个的最好的钥匙就是国家建立这个机制，从法律上、制度上来明确和保障，让他们能生存。尽管比不上商业律师，但是能达到中等的收入水平吧。
       记者：但是，公益律师或者公益诉讼很大程度上是和政府对着干的，国家或者政府能给你们这个支持吗？
       郭建梅：是，所以这个其实我每次都和他们讲。包括上次希拉里给我颁“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吴仪请我们到中南海跟她对话。我特别真诚地，含着眼泪跟他们谈，我说实际上你们做官员的，怎么就不明白我们做的工作是对政府工作的拾遗补缺？我们尽我们的努力把很多的案件、很多的矛盾平息掉。因此我们是在帮助政府拾遗补缺、安抚民心、构建和谐。

       【做公益律师，我很快乐】
       记者：做公益律师这么难，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又是依靠什么坚持走了15年？
       郭建梅：就我而言，我十八岁进北大，1983年毕业，可能当时很多的北大精神对我感染很多。北大的精神像当时蔡元培所倡导的那些，像民主、自由、权利、平等、正义、敢为天下先、思想独立、常为新、北大向北等等，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这个多多少少会打上很深的烙印，我们都有很深的北大情结。就像我们毕业25周年再回到北大，都特别激动，好多同学都掉眼泪。
       另外一点，我觉得要从事这个公益律师的事业，需要具备几个特点：第一，要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第二，要做到善良和责任感。这一点来说我肯定是这样。在别的方面我可能不敢自夸，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对我来说，这个就不是我选择了这个事业，而是这个事业选择了我，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愿意接受挑战的工作，有开创性的工作，我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言听计从的、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的工作。我非常喜欢做公益律师，因为这能让我的生命充满着张力、能让我的精神状态十分饱和，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你让我经商、让我在官场里混，去勾心斗角，说一些违心的、虚伪的话，我做不来这个。我最讨厌违心和虚伪，我在任何场合我都非常直率，所以其实我做这个我特别快乐。

       记者：做公益律师总是要接触社会的底层，接触一些黑暗、无助和绝望，您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无助？
       郭建梅：恰恰相反，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有力量感，就想牧师一样，传播正义、主张正义。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特别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德兰修女，另一个是马丁•路德•金。当然，从职业的角度，希拉里也是很好的榜样，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自强、自立、自信。德兰修女是博爱、善良、人性的光芒，希拉里是智慧、前瞻、未来的光芒。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精英，他们身上都有特别让人敬佩的东西。我不具备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去追求这么做。
　　
       记者：您被誉为公益律师第一人，已经做出了一些规模，有一些名声，也有政府的一些嘉奖。对您来说，这是光环或是荣耀吗？
       郭建梅：可以说是荣誉，但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公信力。我觉得它不是一种荣耀，不是一种名利，更不是一种功利，它就是一种公信力。这是老百姓喜欢的，是社会需要的，也是自己追求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赢得的是公信力，是别人的信任。

       记者：借校友录这个平台，您想和校友们说些什么？
       郭建梅：我希望校友们能多多关心公益律师、支持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真的很难！在这里我也想对一些企业家校友说，如果对公益感兴趣，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运作方式，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公信力，也能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样可以让企业获利。欢迎更多的校友跟我们合作！

       【郭建梅校友简介】
       郭建梅，1983年毕业于4494.c威尼斯，大学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司法部、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一直致力于妇女权益保障工作。1995年9月，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女律师论坛。三个月后在4494.c威尼斯和北大法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机构－4494.c威尼斯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至今。被誉为中国专职妇女权益保护公益律师第一人。
       2005年，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同年，获得《南风窗》杂志“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并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列入2006公益维权年度人物候选榜；2006年获得中国第三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公益楷模”奖章；2007年荣获中国第四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中国法律界2007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旧金山劳动雇佣法律援助中心“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美国“重要之声”组织颁发的“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

       【编者按】
       很多人应该看过这样一个电视广告：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上，一个女律师孤身前行，她说，“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我却走了12年。”这个人就是郭建梅，从郭建梅1995年辞去公职，创办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机构－4494.c威尼斯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至今，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15年。她曾形容自己是“顶着风向上坡”，的确，作为一名公益律师，其中要担负的艰辛、焦虑甚至委屈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今天，我们有幸走近法学院79级校友郭建梅律师。
       
       【从法律援助到公益诉讼】
       记者：中心现在接的案子主要是哪些方面的？还是关注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吗？
       郭建梅：其实我们接案子从一开始到现在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主要关注法律援助，但是后来发现法律援助的案子太多了，来上访的人太多了，从资源、人力、物力、精力各方面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两三年之后有一个转折，中心接待的案源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选择有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有倡导立法价值与意义的案子；第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案子，比如说移民工问题、打工妹问题等等。第三，对于那些特别贫困的，确实掏不起钱的，我们还是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情况持续了两三年，发现案子还是很多。后来我们就转型为公益诉讼，希望能从制度层面发挥一定作用，推动立法的改革和完善，推动民主法治的建设，包括人权的保障。
       记者：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下什么是公益诉讼吗？公益诉讼和一般的法律援助的区别是什么？
       郭建梅：一般的法律援助当然也是一种公益的性质，但从诉讼目的来讲，它是针对公民个人的利益而发生的诉讼。而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某个群体的公共利益而发生的诉讼，希望通过这样的诉讼进一步推动和影响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完善和改革。美国的公益法的发展是非常成熟了。第一代的公益律师就是马丁•路德•金那一代，出现了很多像布朗案件那些重大的公益案件。它之所以又叫战略性诉讼、改革性诉讼，就是因为通过案件，它能改变立法、改变政策。

       记者：在往公益诉讼调整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敏感性问题会越来越多，禁忌也会越来越多。您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郭建梅：我觉得中国的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不能碰一些过于民生、过于权利、过于民主的东西，你要碰了多的话，肯定很敏感。就像现在许志永，我认为他是北大的骄傲，他这个事情我是很遗憾的。现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城乡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你接触到的司法腐败、官僚腐败非常非常的严重。因此我觉得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除了提供法律援助这个普通的公益法领域之外，最重要是担负两个职责：一是要引领、倡导、推动、影响、号召、呼吁更多的律师来参与公益、参与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二是要承担一个拓荒者、改革者的责任，必须有这样一批人站出来尝试着改变它。我认为在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如果有一定的策略、有一定的方式、有一定的技巧，打开政府和社会的通道，公益律师也可以做得如鱼得水。

       记者：那你们中心的运作策略是什么呢？
       郭建梅：我们在做的相当于是一个中间路线，一方面是发动政府资源，争取跨部门合作，另一方面也运用了社会上的综合手段。当然了，采用什么方式不是关键，最重要是通过第一代的公益律师的努力带动公益律师队伍的壮大。

       【中国公益律师的生存与发展】
       记者：中国从事公益律师这个行业的律师有多少？
       郭建梅：在中国，公益律师的生存和发展很难，非常艰难。从全国律师协会了解到，中国现在有13万律师，加上兼职的律师，约有14万。但是中国公益律师到底有多少，真正全职从事公益事业的律师到底有多少？寥寥无几，可能也就几十个，虽然还有一部分律师也在做公益，但不是全职的。我们中心是专职律师来做，现在有16名专职律师。

       记者：那么公益律师在中国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您认为做公益律师最难的是什么？
       郭建梅：我用几句话概括公益律师在中国的生存状态，那就是透支生命、燃烧激情、步履艰难。这里面有多重障碍，首先是公众对公益律师的态度。公众最普遍的反应是:是不是有病啊？想作秀啊？是想为了出名啊？这人是有什么目的？等等。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按说，通过了这么难考的律师资格证，又经过了系统的法学院教育，应该可以挣大钱的。所以人们不理解，就是在这，因为做公益律师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收入。

       记者：您认为可以怎么吸引更多的律师投身公益律师这项事业？
       郭建梅：中国需要社会的激励，需要国家制度给予公益律师保障。一个人要生存、要生活，肯定要物质的条件。就如何吸引律师来加入这个事业，我们中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建立网络平台、给他们很多学习、提高和办案的机会，包括出访的机会，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最有效的，唯一解决这个的最好的钥匙就是国家建立这个机制，从法律上、制度上来明确和保障，让他们能生存。尽管比不上商业律师，但是能达到中等的收入水平吧。
       记者：但是，公益律师或者公益诉讼很大程度上是和政府对着干的，国家或者政府能给你们这个支持吗？
       郭建梅：是，所以这个其实我每次都和他们讲。包括上次希拉里给我颁“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吴仪请我们到中南海跟她对话。我特别真诚地，含着眼泪跟他们谈，我说实际上你们做官员的，怎么就不明白我们做的工作是对政府工作的拾遗补缺？我们尽我们的努力把很多的案件、很多的矛盾平息掉。因此我们是在帮助政府拾遗补缺、安抚民心、构建和谐。

       【做公益律师，我很快乐】
       记者：做公益律师这么难，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又是依靠什么坚持走了15年？
       郭建梅：就我而言，我十八岁进北大，1983年毕业，可能当时很多的北大精神对我感染很多。北大的精神像当时蔡元培所倡导的那些，像民主、自由、权利、平等、正义、敢为天下先、思想独立、常为新、北大向北等等，对我的影响特别特别大。这个多多少少会打上很深的烙印，我们都有很深的北大情结。就像我们毕业25周年再回到北大，都特别激动，好多同学都掉眼泪。
       另外一点，我觉得要从事这个公益律师的事业，需要具备几个特点：第一，要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第二，要做到善良和责任感。这一点来说我肯定是这样。在别的方面我可能不敢自夸，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对我来说，这个就不是我选择了这个事业，而是这个事业选择了我，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愿意接受挑战的工作，有开创性的工作，我不喜欢那种朝九晚五的、言听计从的、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的工作。我非常喜欢做公益律师，因为这能让我的生命充满着张力、能让我的精神状态十分饱和，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你让我经商、让我在官场里混，去勾心斗角，说一些违心的、虚伪的话，我做不来这个。我最讨厌违心和虚伪，我在任何场合我都非常直率，所以其实我做这个我特别快乐。

       记者：做公益律师总是要接触社会的底层，接触一些黑暗、无助和绝望，您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无助？
       郭建梅：恰恰相反，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有力量感，就想牧师一样，传播正义、主张正义。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特别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德兰修女，另一个是马丁•路德•金。当然，从职业的角度，希拉里也是很好的榜样，身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自强、自立、自信。德兰修女是博爱、善良、人性的光芒，希拉里是智慧、前瞻、未来的光芒。所以这些人其实都是精英，他们身上都有特别让人敬佩的东西。我不具备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去追求这么做。
　　
       记者：您被誉为公益律师第一人，已经做出了一些规模，有一些名声，也有政府的一些嘉奖。对您来说，这是光环或是荣耀吗？
       郭建梅：可以说是荣誉，但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公信力。我觉得它不是一种荣耀，不是一种名利，更不是一种功利，它就是一种公信力。这是老百姓喜欢的，是社会需要的，也是自己追求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赢得的是公信力，是别人的信任。

       记者：借校友录这个平台，您想和校友们说些什么？
       郭建梅：我希望校友们能多多关心公益律师、支持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真的很难！在这里我也想对一些企业家校友说，如果对公益感兴趣，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运作方式，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公信力，也能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样可以让企业获利。欢迎更多的校友跟我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