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3日晚，题为“法律护卫者的立法冲动——从叙拉古回来的柏拉图”的《北大法律评论》学术沙龙（第五讲）在4494.c威尼斯凯原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沙龙的主讲人是4494.c威尼斯哲学系的李猛副教授。李猛老师首先回顾了自己与法学院师友、《北大法律评论》老编辑们的渊源，赞许了历届法评人对4494.c威尼斯学术发展所做的贡献。随后，以康德的《系科之争》为引，李猛老师归纳出了研习哲学者与法律人在思维上不同——哲学是根据理性原则来衡量其他理论的，而法学则需要忠于法典来解决问题。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哲学家眼里，哲学家与政治家到底是什么关系？李猛老师先是以海德格尔为例进行了阐述，随后即切入讲座的主题——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

对反柏拉图者如波普尔、尼采等人来说，三访叙拉古的经历可谓柏拉图政治生命的最大污点。他们由此认定，柏拉图并非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而只是一位政治上的鼓动家。相反，作为柏拉图老师的苏格拉底却从未参与政治，因为在他看来——城邦里的法律不过是弱者用来戕害强者的。可见，苏格拉底心目中的哲学家不愿去统治，而柏拉图则视没有参与过政治为哲学家的弱点，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不愿统治的哲学家与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参与政治，是不是相悖的呢？对此，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进行了交代。

柏拉图曾三次踏足叙拉古以履行对哲学的义务，然而，作为拥有至上权力的僭主，无论老狄奥尼修还是小狄奥尼修，皆非真正倾慕哲学，实现“哲学家王”的第二理想人员的狄翁亦在推翻小狄奥尼修的僭政后被部下杀害。柏拉图三往叙拉古，却终未实现“哲学家王”的理想。狄翁被弑后，其追随者和朋友们致信柏拉图，要他用“言语与行动”支持他们的事业。对此，柏拉图以“第七封信”的形式一面回忆三次叙拉古之行，另一面给西西里的政治家们提出了寻求哲学的友谊以及法律的统治的建议。

那么，上述三次叙拉古之行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来说究竟意义何在？李猛老师从小狄奥尼修与狄翁这两个关键人物入手进行了解读。两者间，小狄奥尼修的失败证明，在城邦中，具有最好哲学天性的人往往会被谄媚者所包围，最终投身政治，导致“哲学的堕落”。而与之相反，狄翁的失败则启发我们：要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寻求哲学间的友谊；建立法律的统治，而不要用暴力来维持统治，并将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机交付于神意，耐心等待“统治的时机”。实际上，这是柏拉图的一种教诲：哲学的教育不仅要在学院中进行，还要在日常生活与政治世界中加以研习。而这也就意味着哲学家必须进入政治世界。当然，这里也存在某种风险——即哲学家的统治时机与命运相关联。当我们发现一个政治问题时，需要寻求一个非暴力的、法律的统治，并由此建立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在此处，李猛老师意味深长地强调，过于高调的理想主义往往是会破灭的。年轻人由于其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可以发现现有政治的种种不足，进而产生不满并在政治中主张自己的观点。而无论是这种对政治的不满，还是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其背后都反映了年轻人生命力中超出现实的那一部分。在这种激情所带来的变革之中，我们必须注意，无论动机如何，都应明晰在推翻原有政治的过程中往往会事与愿违（如狄翁的被杀）。狄翁的悲剧带来的最大启发便是：年轻人应该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耐心地等待政治变革时机的到来。

最后，李猛老师指出，哲学家教育的危险在于——哲学上的努力会变成政治上的努力，进而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倾向（如狄翁采用暴力来夺取政权）。以柏拉图的视角来看，法学院的同学应兼备哲学的素养、道德的天性与生活的经验。而事实是，当我们刚刚品尝了哲学的滋味后，就从《理想国》里的第一个城邦一跃进入第二个城邦，调动起了自身的立法者冲动，而此时的我们恰恰是欠缺足够的生活经验与节制的道德天性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年轻人在处理自己的生活时尚未游刃有余，迎接“统治的时机”是不是不够现实？

因此，比之立法者，年轻人更应在不放弃品尝“哲学的毒药”的同时成为一位法律护卫者。一面培养自己哲学天性，另一面规避“无法无天”的危险——去思考如何在一个不那么完美的政治国度中，实现法律护卫者的使命。

随后，此次沙龙在同学们积极踊跃的提问中圆满结束。

（文/吉冠浩  吴景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