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正在开车回老家过年的路上，从朋友发来的微信新闻中得知罗老师仙逝的消息。当时正在高速路服务区午餐，但饭再也无法下咽，单独走到室外，避开妻子、儿子关切的目光，眼泪立即盈眶而出。

在我心里，是把罗老师当成父亲一样敬重的。20多年前，我有幸成为罗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他已成为北大副校长。远在农村老家的父亲听到我对导师的介绍后说：如果能见他一面就好了。虽然那时的我认为这根本没有可能，但心里还是记住了这句话。然而，毕业之后，此去经年，岁月蹉跎，人生困顿，没过几年，父亲便在68岁的年龄去逝了，再也没有机会帮他实现这一愿望了。但也是从他说那句话之时起，在我心中便把罗老师像父亲一样珍重。现在算来，他们二人倒是同一年生人。

我应当算是老师的一个不成器的弟子。毕业以后，一事无成，所以除了头几年还有探望，后来就再也无颜去联系他老人家了，直至闻听老师去世的消息，才突然间明白：其实导师是那么豁达、包容的人，即使弟子再不成器，去拜望他老人家，闲话家常，老人家亦会是欢迎的，而只因自己的执念，从此永远不得机缘，每念及此，总是眼蒙潮雾，后悔不已。

第一次见到导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了，没有铃铛、没有刹车，只能算是个还能骑行的框架。我们几个同学都拿它开玩笑，说老师身材高大，不需要铃铛和刹闸，两脚一撑，说停就停。事实正是如此，老师就是靠这辆老车，每天往返于燕园办公室和他在燕东园的家。

六十年代末出生于偏僻农村的孩子，当时对社会的一切都是懵懂无知的，虽然已本科毕业，仍是如此。回想那时老师把我招录门下，估计早已看到学生在学术上无法能有造诣，心中定也无可奈何，但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培养却毫无差异。

记得有一年，老师带着我和另一位老师，与国务院法制局的一位领导开一个小型研讨会，在怀柔的一个招待所，坐在老师与别的副校长共用的专车里，他像教导孩子一样对我说：让你来，就是听、学，勤快一点，做好服务。那时领导们工作都很简朴，三天的小型研讨，除了做饭，没有服务人员，其余的服务，包括打热水、搞卫生、会议记录都由我和法制局领导的司机完成，罗老师的司机把我们送到后就回校服务其他领导了。三天的时间，只有导师、法制局领导、另一位老师，一起研讨、一起修改、一起生活，导师的提携之意，溢于言表，而那时的我，却毫无知觉。这样的事有好几次，但在我，却都在懵懵懂懂中混过去了。

老师是我此生中少见的待人宽厚和治学严谨的长者。在我毕业论文定题之后，我迟迟没能拿出详细提纲，老师大概是等不及了，让秘书叫我去他办公室里，详细讨论完提纲后，笑着对我说：“你老兄，不是我催就不来找我，看来是不着急呀。”对自己孩子般的学生也称老兄，估计在北大老师中也唯其无他了。

还是因为写论文，因他只有周末有时间，把我叫到家里，就我论文稿中一个自己没有认真研究的引用概念，上了足足两个小时的课，末了，估计是怕我心里压力太大，为安抚情绪，拿出他的烟让我抽，我怯懦着不敢接，他笑着说：别扭捏了，我早知道你抽烟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自作乖巧。

那时的北大法学院，大师荟萃，学术观点或立场多有分歧，甚至有的尖锐对立，但导师始终秉承着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从不排斥别人的学术观点。在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言辞不忿时，老师就会说一句：某某老师的某某思想也是不错的呀！你们对各种观点都可以听听，我不限制你们听任何老师的课，无论校内校外，只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不要走极端。正是他的这种广阔的胸襟，让我们这般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获益良多。

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毕业之时，老师也调到最高法院任副院长。偶回校园与同学相聚，说起老师的升迁，幼稚地以为老师舍学术而就官场有些可惜。现在老师仙去，回顾老师几十年的学术和从政生涯，才发现导师的良苦用心。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威权历史悠久、官本位气息浓厚的社会背景下，仅凭学术就想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何其艰难。事实上他的每一次升迁，都为他尽可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国行政法治学术思想落实于实践，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其他老师和同学的悼念文章中了解到，导师这些年，无论是政务繁杂还是病卧床榻，无不关心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导师是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行政法学，贡献给了中国行政法治实践。

春节期间，在父亲的坟头，我点了一包烟，洒了一壶酒，祭奠了父亲，也祭奠了我敬爱的导师。罗老师，愿您安息，也祝愿您终生追求和奉献的中国行政法治在您参与和开启的篇章中，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